信報專欄 | August 7th, 2008 |

2008-08-07刊載於《信報》時事評論

「公共專業聯盟」的「機會之都：香港中產萎縮研究報告」自發表後，成為城中時事網站的熱門討論話題。報告中指出，本港幾間大學合作進行的「香港的社會指標研究」顯示，在二○○六年，認為自己屬於中層階級的受訪者佔總受訪者的比例較一九九七年減少了百分之十點七。但有趣的現象是，在這十年間作為香港中層階級「中流砥柱」的專業人卻大幅度地增加了 。

「金」並沒有任何法律界定的意義。當然在近十多年來好多行業為了包裝和行頭都忽然專業起來，自稱專業。然而，根據社會學家 Max Weber 的界定一個真正的專業行業是必須有能力控制該專業行內的人數及排拒其他非專業謀生者在該專業範疇內服務。其實一些比較「傳統」的專業行業（如建築師、工程師、醫生、律師、會計師等），人口的調節及控制都是緣於一些法律條文。這些法例有幾個共通點—沒有基本學歷、專業考試資格、有關工作經驗及註冊手續就休想晉身這些專業領域。

全球一體化壓力日增

由於這個「卡塔爾」（cartel）的存在，成為一位「專業人」在七十、八十年代來說是很多莘莘學子的奮鬥目標，是晉身中層社會甚至上層社會的可靠梯階。時移世易，○八年專業人士仍是否社會向上流動力的推動者呢？筆者在專業領域打滾了二十年，也許能看出一點頭緒。

這二十年來，要晉身成為專業人的途徑多了。在七十年代要晉身法律專業不是要放洋英國便是要躋身香港大學的法律學院；時至今日，香港已有三間大學及多個校外進修課程提供有關的法律專業課程。專業人口的不斷膨脹，直接減慢了工資上升的速度及晉升的機會。在八十年代初，一般名牌會計師行或律師行由學徒晉身至合夥人的過程一般是十年左右，然而，這過程在今時今日已延伸至十二年至十五年不等。

除了本土競爭外，香港的專業人亦因專業「一體化」而要面對外來專業人才的競爭。簡單來說，由於監管制度、法律概念及商業習慣的共同化及一體化，「專業人」的流動性比二十年前大大提高。（這是雙向的發展，香港專業人因此亦受惠於國內及亞洲其他地區發展的機遇。）舉例來說，現今各國會計師的共通語言已是國際會計準則（美國例外），而不是地域性的會計準則；專注商業交易的事務律師亦必需熟習一些全球性商貿金融組織如ＯＥＣＤ、ＩＳＤＡ，或 International Bond Association 等擬定的標準法律文件或一些國際多邊條約以應付工作需要。

由於資訊的發達、公民意識的成熟及教育的普及，專業意見或判斷已不可能一錘定音。專業意見在很多情況下會被質疑、挑戰、否定，甚至因此導致訴訟收場。這是一個成熟公民社會的進步現象，亦能驅使專業人士更加謹慎從事，恪守嚴格的專業道德標準及維持誠信，從而總體提升專業人士的素質。這些挑戰專業判斷、質疑專業意見的現象卻大大提高了專業責任保險的保費，而提高了專業服務營運成本。

作為一個專業人，不僅是對腦力的挑戰，亦是對體能的考驗。據二○○七年英國一個研究報告顯示，自電郵及黑莓等玩意面世後，專業人的工作時間不自覺地普遍加長了百分之二十。在趕「死線」的日子裏，每星期工作直迫一百小時的極限及七十二小時不眠不休的紀錄時有所聞。工作以外，專業人如要續牌更加要每年花上幾十小時作持續進修，這種種都導致某些名牌專業大行硬性規定專業僱員要在五十五歲退休，以減低專業人的長期壓力。

不道德的政治特權

二十一世紀專業人的擔子好像重了不少，而其所面對的挑戰亦更多元化及跨地域化。但是，總的來說，專業人並沒有明顯向下流動的象，只是向上流度的速度大大地減慢了。專業人仍是因其學識、技術和經驗而能在萎縮的中層階級中屹立的少數幸運者。自香港七十年代末期經濟轉型及起飛後，專業人士都能在香港經濟發展成果中分到一杯。有見及此，作為既得利益者的專業人士在政治層面上（無論是立法會的議席或是選舉特首的權利）實在是沒有需要被再給予任何「優惠」。專業界別的利益早已被那個「卡塔爾」及法律條文牢牢地保護，因此專業同行們絕對沒有任何理據要眷戀已過時的及不道德的功能組別議席。

公共專業聯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