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 7月16日 刊 《明報》
民主黨上周公開了政改談判過程的 報告，增加透明度，促進理性討論，固然是一樁好事。對於關心民主發展的香港人來說，現在是放下情緒，冷靜判斷該黨路線對錯的重要時刻。市民判斷對錯，並非 着眼於個別政黨的得失興衰，而是為了決定下一步行動：如何讓民主在本土植根，如何讓香港在中國發展的大潮中擔當好獨特的歷史角色。
任何談判 的成敗， 關鍵在於知己知彼，既要明白雙方目標的差距，更要明白雙方利害之所在。
中央政府在政改談判中有兩個路人皆見的目標：第一是繼續保 持對香港政經決策的操控權；第二是避免特區政府陷入管治危機。
政治覺醒是談判最大籌碼
香港市民要求落實雙普選，中央認為這與 它要求全面操控的第一目標有矛盾，所以拋出2012 年政改方案，只是維持現狀的手段， 民主黨對此應瞭如指掌。因此，香港人爭取民主時必須讓中央明白，它的第一與第二目標，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中央要保持全面操控權，就必然使特區政府陷入 管治危機；而管治危機的成因，正在於市民愈來愈高的政治醒覺，難以容忍政治特權繼續壟斷下去。明乎此，便知道民主黨在談判桌上的唯一籌碼，不是手握立法會 的9票，而是香港人的政治覺醒。
那麼，民主黨有沒有替香港人盡用籌碼，在民主路上踏出最大的一步？自去年底政改方案出台後，民意民情有重大 變化。判定特區政府是否陷入管治危機，可以細看以下3 個分別反映市民從「疑慮」、「厭惡」到「憤怒」的指標。
第一個「疑慮指數」，是市民 對中央政府處理香港事務是否滿意。不滿意的比例在97 年是41%，到了今年6 月初，比例急升至56%，為回歸以來之最，比起董建華下台前的53%還要高。第二個「厭惡指數」，支持廢除功能組別的市民從今年5 月的55%急升至6 月的66%，也是回歸後新高。第三個是「憤怒指數」，贊成使用激烈手段抗議政府方案的市民在今年6 月達到15%，包括了15 萬成年男性市民（註一）。
求 變呼聲創新高
這3 個指標全部在今年6 月上旬，即在5 區公投之後，飈升至最高點，六四21 周年晚會的人數亦同時創新高，這也是中央開始明白， 民主黨手上籌碼最強之時。偏偏在6 月13 日，何俊仁和劉慧卿主動宣布，原本堅持的3 個條件（包括中央保證落實真普選），可以退縮至一個（即區議會改良方案），民主黨便會投票支持政府。隨後在6 月17 日，余若薇在政改辯論中大勝曾蔭權，逾四成人表示更反對政改方案，民情進一步高漲。
翌日，中央明白大勢已去，指示曾蔭權在6 月19 日早上邀請何俊仁和張文光到禮賓府摸清虛實（註二）。
這是整個談判最關鍵的時刻，只要民主黨當時表明會多堅持4 天，23 日會不惜運用否決權反對政改方案，中央便要馬上思量屆時特區政府陷入管治危機的後果。中央明白， 這次衝激之大， 比起2003 年七一50 萬人上街，只會過之而無不及。因此，若果民主黨在19 日能夠代表市民表明心迹， 便足以將「政改之球」踢回中央，由中央提出解決管治危機的方案，再交給市民決定是否可以接受。
可惜，民主黨中委在19 日當晚就決定「收貨」， 連延遲表決這些「自我保護」的附帶條件也不堅持。單從談判策略來說，為什麼民主黨正當手上的籌碼節節上升之際，卻在談判底線上節節退讓，實在令人費解。我 們沒有理由懷疑民主黨人的誠信，因此最大的可能是談判時他們未能知己知彼，在關節眼上，高估了自己關起門的政治智慧，卻低估了香港人甘願為民主據理力爭的 決心。
民意民情主宰大局
寄望民主黨領導層不要為了維護自己「永遠正確」的尊嚴，而把議會和談判路線視為爭取民主的重心，否則 很可能削弱了眾多民主黨支持者理性抗爭的決心，恰好幫助中央在毫無代價的情况下實現它的雙目標：即壟斷政治特權而又不會造成管治危機。市民難免擔心，假如 一個民主派政黨平日聲嘶力竭地批評政府，但在當權者面對危機，到了非變革不可之際，卻甘願以小修小補的手段替它解圍，那麼這個政黨的路線又何異於維持現狀 的建制派？
當然，民主前路的最終取捨還是在於人民。選民的堅持和抉擇，遠比個別政黨的得失重要。今次政改風雲的最大啓示，就是香港的民意民 情，才是真正主宰大局的無形之手。中央政府的變調，無意中為每一個願意發聲的香港人，注入了爭取民主的強心針。
註一： 見香港浸會大學戴高禮教授「香港過渡期計劃」在2010 年6 月4 至14日期間進行的調查
http://www.hkbu.edu.hk /~hktp/註二：見民主黨發表與特區和中央政府對話日程表http://www.dphk.org/
黎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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