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專欄 | August 20th, 2007 |

2007-08-20刊載於《信報》時事評論

本月十一日本港廠商利達公司的張姓合夥人在佛山工廠倉庫上吊身亡，肇因是該公司的一批玩具被指含鉛量超標而被美國 Mattel 公司勒令回收，以致所有產品被暫停出口，估計虧損達二點六億元人民幣。此事眾說紛紜。究竟港商是否因管理不善而走投無路？是因被賣顏料的老友害死？還是中美貿易戰下的犧牲品？

在港商自殺的同一周，智經研究中心在特首曾蔭權號召香港向一千萬人大都會目標進發後不足一個月，發表了一份「建構港深都會」的研究報告。港深兩地政府隨即舉行以「共建國際大都會」為主題的港深合作論壇，由署理行政長官唐英年公開呼籲深港融合，建設成擁有三千二百萬平方公里及二千萬人口，超倫（敦）趕紐（約）的國際都會。特區政府一直未有就張先生之死發表評論，究竟這是私事一樁，還是大趨勢下必然中的偶然？

可持續消費與生產模式

聯合國在一九九二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高峰會上，推行可持續消費與生產模式就被確認為全球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此後，可持續消費運動在全球，特別是工業化國家陸續開展。一九九八年聯合國制定了「保障全球消費者的可持續消費指引」，強調產品安全與及對社會、環境的責任。在二○○○年，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親自敦促大企業簽定「全球契約」（Global Compact），履行企業對勞工、環境、人權與反貪腐的責任。在消費者覺醒與國際社會的推動下，企業社會責任的呼聲透過全球商品生產的供應鏈，滲透到所有生產國的大小企業。

以歐盟為例，由於消費者對產品安全的關注，從今年六月一日起開始實施新的「歐洲化學品管制條例」，將消費者安全的責任推向入口商和生產商，只要任何產品涉及超過三萬種化學品中的任何一種，均需要逐步實行登記、驗證和監測的程序。歐洲入口商將責任層層往上推，許多在珠三洲進行加工出口的廠商均需面對新法例的影響。

由此可見，美國玩具商大幅回收超標產品的舉措，實在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利達公司的遭遇，自有其未為人知的因由，但從全球可持續消費意識上升，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日益高漲的大格局觀察，卻又豈屬偶然？

值得關心的是，既然大趨勢由來有自，聲稱要擔當「市場促進者」的特區政府，究竟扮演過什麼角色？港府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態度一向是放任自流，既未有制訂政策，亦從不鼓勵港商參加一些類如「全球契約」的國際協定。

為了適應新趨勢，歐美多國卻開始興起由商界、政府和公民團體（例如勞工組織和環保團體）共同組成多方持份者聯盟，以推動企業實踐社會責任，降低商業風險，提高公信力的新舉措。

而近年更冒起了「責任競爭力」（Responsible Competitiveness）的概念，正是確認了在新的全球化競爭中，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可以成為提升競爭力的有效手段。但在實施時需要掃除許多政策障礙，必須由當地政府提高管治水平，積極參與。例如，英國在一九九八年由國家國際發展部支持成立「良心貿易聯盟」（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現有近四十家企業（綜合營業額超過一千億英鎊）及二十一個非政府組織成員，為協助企業實踐社會責任出謀獻策，並制定新標準。

可持續消費與企業社會責任的潮流代表一種新價值的冒升：對環境的關顧、對社群的承擔是取得社會認可准予經營的「許可證」；凡事只講求滿足法例最低標準的年代已經過去。

對本地廠商來說，應付這些新挑戰有多種方法。下策是消極看待新價值的崛起，由個別廠商按照日益嚴峻的國際標準提升供應鏈的管理水平以符合買家要求；中策是積極面對新價值的挑戰，由廠商聯合一起與買家斡旋，爭取更寬鬆、公平的責任分配機制；上策是將新價值為我所用，由政府支持、聯同勞工組織與環保組織成立多方持份者聯盟，主動制定國際認可的生產標準，利用國際社會對香港法制與專業水平的信心創出新的香港品牌，提升整體的責任競爭力。

張先生的不幸顯然發生在以下下策作為集體應變方案的大環境中。

為什麼香港政府和商界對這些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似乎無動於中？或許可以從「港深都會」的宏大構思中尋出端倪。

根據特區政府宣示的邏輯，以倫敦、紐約為座標，超英趕美是一個毋須驗證、不必懷疑的終極目標。當公眾還來不及反應，知識界還未開始討論的時侯，一夜之間，彷彿發展成過千萬人口的國際都會已經變成香港的宿命。

增長與發展負相關惡果

國家主席胡錦濤自上台以來，從二○○三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起一直推動一套「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總稱為「科學發展觀」。

根據去年十二月《光明日報》有關科學發展觀的論述：「傳統發展觀只是一種經濟發展觀，同時也是『物本主義』的發展觀。它以單純的經濟增長為價值目標，將社會發展歸之為經濟發展，將經濟發展歸之為經濟增長。然而，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必然使人們飽嘗『有增長無發展』甚至『增長與發展負相關』的惡果。而傳統發展觀的一個致命缺陷就在於，它關注如何發展得更快，而對於『為了什麼而發展』和『怎樣發展才是好的發展』這樣一個目的論、價值論問題並不關心。」

細看智經中心「建構港深都會」的研究，報告內唯一的量化模型分析是自認「結果有可能不精確、不完全」的經濟效益分析。按此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港深都會將會在二○二○年排名全球第三位，超越倫敦、僅次於紐約和東京，以此印證港深都會的優越性毌庸置疑。

這是不折不扣地將經濟增長掩蓋可持續發展的思維，應驗了胡主席科學發展觀指出的死穴。

對大部分港人來說，從親身經驗便可以回答為何發展、為誰發展的問題：改善居住環境、清新空氣、綠化社區、鄰里和睦、子女教育無憂、穩定就業、降低貧富差距、公平分享經濟成果、讓年輕人對前景充滿希望。這些實實在在提升生活質素的目標，「建構深港都會」能做到嗎？研究報告和特區政府都沒有提供答案。

香港「不宜居」

根據《經濟學人》的調查，全球最宜居城市的排名雙冠軍是溫哥華和墨爾本，香港排名第四十一位。港深都會能使香港變成更適合居住的城市嗎？一個以人為本的政府自會把這問題置於首位，可是特首似乎並不在意。

港商之死與港深都會的大開發思維暴露了同一套價值缺失：片面追求經濟增長、漠視以人為本的承擔、昧於世界潮流、欠缺全球視野。　　張先生的不幸難以挽回，但香港毋須重拾五十年代「大躍進」、「超英趕美」的思維來指導發展。建立文化自信，以自身的核心價值為座標，重新檢視為何發展、為誰發展的命題，是對香港公共管治的最大挑戰。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