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0-24 刊載於《信報 》
近日常在傳媒報導中見到葉劉淑儀的踪影。筆者曾與葉劉共事一年，以我認識的她，不可能會就硬推二十三條道歉。她提出的辯解是作為一個主要官員，特首定了政策她便要全力推行。這個理由我是不能接受的。上司命令你做，你就不管好歹照做，專業判斷在哪裏? 道德勇氣在哪裏? 良心在哪裏?核心價值屢遭侵蝕這正是特區政府政務職系內存在的重大危機。
這危機，不斷侵蝕着香港的核心價值。特區政府過去十年的施政質素不斷下降，以致在一些重大施政上違反了基本的政治及經濟常理，損害了整體社會利益，一切皆源於這個危機。試舉三例:
例一: 一個父親與失散了一百年的孩子重逢。基本常識告訴我們，父親應多和孩子飲茶看戲以建立感情。但父親不斷問孩子是否愛他，並要和孩子約法廿三條，威嚇孩子若不順從便要施以嚴刑峻罰。最後孩子與父親當然更疏離。這是政府硬推廿三條的惡夢。
例二: 九七年前後的地產市場，是一個泡沫市場。泡沫其後爆破，地產價格一落千丈。在經濟歷史中，第一個泡沫大概是於一六三六年在荷蘭出現的「鬱金香泡沫」;從此，泡沫不斷在礦產市場、地產市場和互聯網股票市場出現。痛苦的經驗告訴我們，當泡沫爆破後，政府是不應該嘗試托著不斷下跌的價格。事實上，我們應該讓價格
回到供求平衡的水平，或未來現金流量現值的水平。這水平才是真實的價值。這是經濟學的普通常識，道理是只有真實的價值才能引發購買活動、復甦經濟。當然，在極少數的情況下，基於公眾利益，政府有可能出手救助個別銀行或公司。但該銀行或公司，必須先把減了值的資產從股本中撇帳。政府更會藉此機會，整頓市場結構，
以防止泡沫重現。明顯地，在上次地產泡沫爆破時，特區政府並沒有依照這個常識與原則處理問題，在02 年採取了九項托市的措施。結果香港的成本結構仍然過高，特別是房地產成本。香港錯失了回復應有競爭力的黃金機會。
例三： 商品及服務稅 (GST) 在很多國家都有推行。但略有國際視野和普通常識的，都知道這是一項極具爭議的稅種。主要原因是它對市民不公平，卻對政府很有利。所以，在很多自由國家推行時都產生很大的政治反彈。除了有政黨輸了大選外，也有政府因而垮台。在自由體系中，如要服眾，政府必須在一個公平的政治程序下獲勝，才能推行這種「苦口良藥」的稅種。並非由普選產生的特區政府，竟然以為可以通過一些所謂專家研究與諮詢，便能推行這項稅收，實在是未有考慮政治常理、毫無國際常識。
違反常理 焦頭爛額
為什麽特區政府會不斷出現一些違反政治經濟常理的政策呢? 原因是在政府政務職系內，沒有太多肯以專業判斷、道德勇氣與良心去維護社會利益的官員，結果無人喊停這些有問題的決定，直到社會激烈反彈，政府才不得不收回一切，沒事人一樣，社會卻已白白虛耗了大量公帑與光陰，焦頭爛額。政府的文職公務員大約可分為三種：一是行政職系，如行政主任、文員等；二是專業職系，如經濟師、統計師等；三是政務職系，如各秘書長等。在行政職系中，由於工作的性質，當然除了犯法的事，一般上司命令你怎做你就怎做，少有違命。但在
專業職系中，要求便高很多。稱得上專業人士，必須要用專業道德與良心去維護專業準則。例如一個不懂統計學的上司，要求一個政府統計師不用科學的隨機抽樣方法進行抽樣調查，那這位政府統計師便應勇於維護專業準則而拒絕順從。政務職系的官員和專業職系一樣，市民也要求他們用良心來辦事。當然很多政策性問題，不是那麼明顯違反政治及經濟常理。但遇到如上述的三個例子，政務職系的官員應勇於以良心來制衡，以保障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請以良心為尺我不是在這裏鼓吹政務職系的官員反對政府。我的意思是官員要以社會利益來制衡
長官意志，如制衡不成功，便要用專業道德與良心，來考慮是否繼續助紂為虐了。作為一個會計師，如果上司要我違反會計準則「做數」，我是會辭職的。專業人士要有專業良心，政府官員也應該有維護社會利益的良心。
我想起03、04 年那段香港的黑暗日子。那時候，近三百位有識之士，聯署呼籲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 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讓我們以此為尺，去監察政府官員的一言一行;也願政府官員以此為尺，憑良心做好他的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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