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1月13日 刊 《信報》專業眼
郭榮鏗
公共專業聯盟
最近社會都在討論香港在廿一世紀的定位。關心香港未來的人經常會問：如何保持香港經濟的競爭力﹖怎樣持續跑贏如新加坡及上海等對手﹖如何自我調整﹖
要為香港的未來把脈，我們先要回首過去，探索香港能夠成為二十世紀經濟動力的原因。我認為香港的經濟未來繫於兩個要素：一、培養具創造力的企業精神，二、發展一個公平而民主的社會，讓所有商業參與者皆得到同等待遇。
資本主義可能源自一種集體的知識追求，透過對研究及大學等的投資，社會可以創造出一些基本商業條件。與此同時，我們需要勇於嘗試的先行者拓展商業與科技的範疇。資本社會的活力有利於知識的無限延伸，兩者相互影響，從而成就出無數改變世界的科技，如飛機、互聯網等。
社會進步建基真正生產力
這些企業家對自己的新產品、服務、流程充滿信心，認為市場已經足夠成熟，敢於把他們的公司、事業及前途押上去。社會需要這樣的企業家，充滿熱忱地領導未來。可惜的是，很多初出茅廬的畢業生卻以在投資銀行賺個盤滿缽滿為志。明顯地，這並非可喜的現象。社會的集體財富源自具生產力的企業家的創意，我們應該鼓勵他們，讓他們享受高地位與回報。我們同時應該摒棄那些不事生產的企業，這樣資本主義才可以充分發揮作用。
私募基金經常以社會變革的推動者自居，但事實上他們只巧妙地把利益重新分配，坐收漁人之利。英國有研究曾指出，2005至2007年間，14宗最大的私募基金交易帶來平均百分之三百三十的回報，其中一半來自債券，另外約三分一來自新興股票市場，至於源自「改善管理」的回報則不到百分之二十。放眼整個金融體系，充斥著同樣的取態，分別只是規模上的大小而已。不事生產的企業當道，正扼殺新一代企業家推動廿一世紀工業革命的機會。一個只為刺激金融而存在的金融體制，最終必然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近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就是最佳例證。
因此，我們需要自由、具競爭力的市場。自由市場能夠避免「劣企業驅逐良企業」。我們需要更多人去挑戰和改變傳統，不單是經濟上的進步，還有社會及政治的革新，因為既得利益者會用盡所有技倆保持自己的優勢。經濟永遠離不開政治，所以你看到福布斯榜上不少億萬富豪利用其財技與政治關係囤積財富，包括一眾壟斷者、公產私用的寡頭新貴、金融「工程師」、大家族等。2010年的1011個億萬富豪中，接近十分一是來自俄羅斯及土耳其的寡頭商人; 即便是全球首富卡諾斯亦是靠操控墨西哥90%的電話線及80%的手提電話網路致富。
政治交易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是致富的捷徑，香港也不例外。高地價政策不斷削弱我們的競爭力; 具創意的小本經營總是被租金嚇怕，新晉企業家難以打入市場，市民都寧願選擇打工而捨棄創業，間接窒礙了整個城市的創新精神。
民主制約方能造就自由市場
開放的社會都支持自由競爭的市場。政府受監督，市民透過選舉向政府問責。法規與先例逐步成形，成為法庭裁決的依據。資訊變得更流通，而種種新發展容許企業家挑戰舊勢力。
企業家除了發掘具潛力的市場，積極尋求商機外，還需要一個鼓勵創意的政治及社會環境去擴張版圖。政府的作用在於促進公平競爭。在一個金權社會，民主的作用就在於約制資本主義，維持一個誠實及公平的社會。
我們總以為，既然要建構一套公平的程序費時而昂貴的，成效還不是一時三刻可以看到，倒不如放棄罷了。但其實，縱使資本市場及自由民主並不是完美的制度，但透過授權、參與和問責，民主可以帶來不同程度的公平，資本市場亦然。
民主是一套進程，我們必須尊重過程中的公平性。自公元前500年希臘城邦出現以來，民主的中心思想就是建構一個包容、參與的過程。法律的質素會有所提高，而市民亦因能夠參與社會決策而尊重集體決定。當一個政體擁抱民主，公平程序就會隨之而來，當中包含表達的自由、訴求的質素、參與的權利、真正的政治選擇、透明的公共程序，和尊重所有人的聲音、選票和尊嚴。論壇、議會等會相繼而立，保障以上權益。社會須要獨立機關規範選舉及其他表達意見的過程，而法庭須要作出公正嚴明的判決。社會需要行政、立法及司法間的互相制衡。
如香港能做到以上所有，我們將可在廿一世紀領導其他國際城市。香港的經濟與前途，建基於每個人的創造力和自由、公開、公平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