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2月25日 刊 《信報》專業眼

郭榮鏗

公共專業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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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否正失去其競爭力? 我們可否延續上世紀的成功傳奇? 要尋找答案，我們可以借鑒歷史。工業革命為19世紀初的英國帶來巨大經濟效益，大大擴張了帝國的版圖。到世紀中經濟發展卻開始停滯不前，當中的50年，發生了甚麼事?

19世紀初，英國的四大發明，即蒸汽機、工廠制度、鐵路和蒸氣輪船，奠定了帝國於工業、科技及軍事上的領導地位。當時社會提倡科學，包括瓦特、史蒂芬生和布魯奈爾等偉大的發明家、科學家和工藝家百花齊放。

跟以往不同的是，他們大部分都是信奉新教派系的異見者 (non-conformist protestants)，例如占士．瓦特、喬治．史蒂芬生和約書亞．威治伍德。須知道在1829年前，異教徒都不能進身議院、軍隊或公務員行列。威治伍德是這股新興力量的表表者；他相信實踐的真理，孜孜不倦地將藝術、工業與新技術融合。在這股潮流帶領下，英國發展成一個全方位開放的社會，既發揚科學精神，亦包容其他非主流思潮，從此進入了不斷自新的循環。

利益集團從來恐懼改變

相比之下，歐洲諸國顯得保守封建。1825至1855年間，俄國只興建了一條鐵路。哈布斯堡帝國的第一條鐵路建於1835年，其後20多年間只新增了另外幾條。如此滯後，主要是他們害怕工業化和鐵路會帶來政治及社會秩序的重整。地主貴族靠封地的收入享盡榮華富貴，要他們轉而發展工業，僱用低教育、低技術的勞動力，算盤實在打不響。他們恐懼工業帶來的改變，將會瓦解舊勢力，挑戰其既得利益。

但是資本家的長遠利益，須透過經濟體系的持續開放來維持。社會須要不斷培育精英，公共機關要不停地自我完善，時刻監控企業家，防止他們壟斷經營，坐擁巨富卻又沒有實質經濟生產。及至19世紀後期，英國深深體會到箇中的複雜性。1700至1850年間所建立的政治契約已不合時宜。上議院裡的地主貴族和教會雖然不抗拒早期的工業化，但卻意識到隨後的發展會動搖他們的特權，因而不願作出更多讓步。即使1884年國會通過改革法，亦只有60%的男人可以投票，女人更是沒有投票權。對比其他歐洲主要競爭對手和所有男性都擁有投票權的美國，英國的民主大大落後。

民主能提昇社會經濟效率

爭取普選權不只為了原則。隨著社會城市化和工業化，民主逐漸成為促進社會和經濟效率的工具。市民的選票可鞭策政府制定利民政策，而選舉亦可體現和疏導民情。較積極的政治體系開始與英國分道揚鑣，如普魯斯和其後的德國，在吃了幾次拿破崙敗仗後開始重視發展，下放教育資金，教育得以普及化。

相反，英國人無論在房屋、教育、積金和衛生等都沒有話事權，社會基層沒有要求監察政府的開支和稅收，而上議院亦習慣性地否決徵稅以普及教育。一直到1891年，英國才推出法案支持辦學，比其他國家不知慢了多少年。

英倫銀行不像德國銀行，拒絕發商業票據支持工業發展。即使有求變的壓力，銀行仍不敢冒險借錢。整個與土地及金權糾纏不清的政治制度本身已落後，又不能開展新一浪經濟改革與制度建設，因而不能重拾工業革命前的輝煌。英國的經濟命脈開始硬化，只能繼續發展19世紀初的工業，如紡織、鋼鐵、鐵路及煤礦，而新興工業卻欠缺企業家、技工與資金。僵化的制度窒礙了利益的再分配。

畸形政治握殺香港競爭力 英國的問題，也是每一個開放社會面對的問題。換湯不換藥的政治改革保住精英層的利益，卻阻礙了下一波的企業家，亦堵塞了資源的流動與程序、組織的發展。誠如美國經濟學家兼諾貝爾獎得主 Douglas North所說：

「一般而言，一個局部開放的政治制度不能支持一個全面開放的經濟制度：政治鉗制無可避免會減低經濟競爭力。同樣地，一個局部開放的經濟制度亦不能支持一個全面開放的政治制度：過份集中的經濟利益將會削弱政治競爭。」

這正是英國19世紀最後25年的寫照。傳統工業與土地的既得利益根深柢固，不完善的民主體制無力挑戰他們，也無從為社會啟動任何改變。社會不公，經濟積弱。

這是否正是香港今時今日面對的困局﹖土地與主要行業掌握在少數人手裡，政治制度停滯不前，偏幫一小撮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發跡的商人。政府亦缺乏改善教育質素的決心與魄力。歷史早作預告，19世紀後期的英國，值得香港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