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永輝
公共專業聯盟
www.procommons.org.hk
上週，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指港府「成也英國、敗也英國」，提出沒有長遠規劃，不會作主人的直接批評；特首的回應，是以十大基建、粵港融合、優勢產業、最低工資等，作為長遠的規劃發展內容。在同一個週末，前高官羅范椒芬以「感覺近年這方面(長遠規劃)似是停頓了」來回應，公務員工會卻表示公務員會從事長、中、短期的規劃，問題是作為政策規劃最高負責人的曾蔭權問責團隊，拙於向社會推銷政策。
如果香港已經有了官員所言的長遠規劃，那為什麼京官還在指指點點呢? 這既反映了文化差異，而香港的官員事實上亦有不足。
規劃目標應為解決社會問題
筆者持有中國及香港兩地規劃師資格，冀在策略規劃角度提出一點意見，希望「曾家幫」(問責班子不是公務員亦非政黨，只好稱為曾家幫)成員知所反省。亦希望京官要了解香港政制的先天缺失和問題的本質，不要介入香港的自治範圍。
大陸重視「策略規劃」(Strategic Planning)，稱為「戰略規劃」。然而，有時各種的戰略規劃、戰略方案，會扭曲為地方政府的口號，甚至政績工程、貪污工程; 此已非本文討論範圍。
所謂「策略規劃」，應是科學化地深入研究重要的策略目標，和必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再規劃出有力的解決方案，有執行細節及檢討回路；主事者應有充份的權力，有全局的考慮，對負面影響有深入的評估，和有可行的替代策略和方案。甚至，為了達到策略目標，要有勇氣面對並處理一些負面的副作用。
以中國而言，為了達到提供就業、社會穩定的策略目標，便要維持經濟高增長，而因此帶來各種社會和環境的負面代價。而近年來，為了解決大城市過度發展、東西部發展不平衡，便提出支援大西北等的戰略。大概王主任習慣了這些，因此有感而發; 此乃兩地官員的文化差距。
以下選用規劃實例，希望全球工資第二高的問責官員們反省。首先，大家可以比較兩份與香港有關的重要規劃文件: 國務院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下稱《珠三角2020》)和港府的《香港2030》。
城市規劃不能淪為地塊利用
《珠三角2020》是廣東省對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戰略規劃文件，經過國務院批准，而投入經費、組織實施，以帶領珠江三角洲地區在經濟規劃、產業發展和城市、交通等各個範疇的建設。在《珠三角2020》內，提出大力建設經濟，為省民規劃建設超個一百個各式各樣的產業中心、增長點、產業基地等。當然，我們可以批評珠江三角洲胡亂發展的問題，但看到這一百個增長中心，也不得不為香港被「邊緣化」擔心。
反觀《香港2030》，除了更藍的天、更好的環境、更少污染等之外，對於重中之重的幾個問題，包括產業競爭力、香港最嚴重的區域發展不平衡(即新界和北區缺乏就業機會)、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均、地產霸權等問題都著墨不多，可避則避。不怕開罪政府內的專業朋友，我對這樣水平的策略規劃是失望的。
再看香港興建高鐵的討論，公共專業聯盟及本人在高鐵爭議之前，早已指出香港急須解決的問題是收入不平均、地區發展失衡、新界沒有工作機會等，而政府應該借高鐵的策略發展來協助解決，可行的辦法是總站設於錦上路。然而，由於發展局與運輸及房屋局互不從屬，「曾家幫」亦沒有全局戰略思維，因此弄出了一個似為了響應國內大貪官要求的香港高鐵來，激起極大民怨。
香港城市規劃由於市場主導、小政府思維和政府內官僚分治的格局，習慣把城市規劃視為狹義的地塊利用，而不重視區域和策略規劃問題。如可借王光亞言論引起的爭議和未來的特首選舉而改善弊病，則不失為一件好事。